陶渊明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诗人，他不像李白、杜甫那样如同五岳般矗立在诗歌发展史上，他更像是黄山，以其独有的秀美吸引着后世的文人们去欣赏。后世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赋予陶渊明不同的头衔和称谓，或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或称“田园诗人”，或称“自然诗人”，所有这些称谓都只是研究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对于写出“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的陶渊明来说，这一切皆非己愿。

汉末的清流儒士们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觉醒了自我人格意识，用“清高”与宦官作斗争。这是一个思想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奋人心的时代，然而这些清流们对抗现实政治势力的目的在于澄清玉宇，即陈蕃（字仲举）所谓的“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们有着非常强的担当意识，在这种担当下他们奋力前行，其内心豪壮而稳健，这并不能算作浪漫。

陶渊明是一个真正拥有浪漫情怀的人，他自知乱世难济，并不徒劳地去“再使风俗淳”；而他也并没有太多的避祸考虑，只是因为“世与我而相违”，所以才屡次辞官；和东晋那些名士相比，陶潜更没有矫情的成分。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的浪漫主要在于他将抽象的人生哲理生活化，又将生活艺术化，他更多地以一颗本然之心去对待生活，这是舒展本性的表现，而这种表现自然而不刻意，不同于魏晋名士，如果说后者的舒展本性是一种“错彩镂金”的雕饰美，那陶渊明的舒展本性可谓是一种“出水芙蓉”的天然美。虽然在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出仕，但是实际上每次任职的时间都很短，其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田园度过的。第一次任江州祭酒时“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而最后一次做彭泽令时，更是只做了八十余日就自我隐退了，这一切只是因为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性格使然。在自己的屋舍遭到大火焚烧后，他依然以“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的态度来面对，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说明渊明是一个任真而坦诚的人，他不矫饰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来面对生活，这是他的浪漫所在。

陶渊明的浪漫不仅表现在他的尽情舒展本性，任真自得，还表现在其诗文中的理想色彩。陶诗中确实有他的理想和寄托，他往往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其理想，在那些实得不能再实的地方往往就存有他的寄托和想象。《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种对恬静的农村生活的描写让人自然就想起了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可以说这一看似写实的描写实际上只是他心中的理想田园生活而已。而他在诗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对上古恬淡古朴生活的向往，“仰想东户时，余量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等等。因此说陶渊明浪漫，包含了他对理想的上古时代的向往。

阅读陶渊明的诗是在阅读一个性情中人的心理历程，也是在阅读一个委运任化的人的朴实生活，这种心理历程和朴实生活都是自然澄澈的。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的那样，他做官本是“犹望一稔”，希望在彭泽令上获得一些生活和酿酒所需的粮食，但因“质性自然”，也管不了那么许多，匆匆便辞官而去了。这种随性的生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多见。那真正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嵇康没有完全做到，阮籍也没有完全做到，陶渊明站在晋代的尾巴上回头看了看早已为荒草所覆盖的嵇、阮的坟冢，笑了笑，甩了甩长袖，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