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艳阳天，正是读书时。世界读书日定于每年的4月23日，确实选了个好日子，此时正逢春风送暖，百花争艳，人间四月便成了全民读书月。那么在迷人的春色里，捧着迷人的书本，或者想着一些与书有关的美好故事，这是爱书人的快意人生。

自幼爱书，许多与书有关的故事，都源于父亲的那一箱书。

老屋很小，很多东西只能藏于床底。父亲从部队复员后，带回来的一箱文艺书，就放在床底下。听父亲说退伍时，自己找了些木板，与会做木匠活的战友一起钉了二只大木箱，把当兵八年积累下来的图书全部装入封好，从部队驻地武汉通过火车托运到嘉善老家，可惜在取货时只收到一只装书的木箱，另一只不知去向，父亲几经交涉，仍下落不明。这些书籍都是父亲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回国后在参与铁路建设和修造武汉长江大桥时陆续收藏起来的，很多书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几乎跑遍半个中国，有些书还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抗美援朝，在异国它乡安然无恙，没想到安家落户时却被遗失。当时处于建国初期，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货运渠道还不完善，作为受过部队良好教育的军人，父亲没有过多的谴责，在一声叹息中，把无可奈何的痛惜藏于心里。

那幸存下来的一箱书，父亲非常爱惜，原封不动地藏于床下，需要阅读时拿出一、二本来，看完后又放还原处。等我到了能识字看书的年纪，那箱书仍安静地躺在床底。木箱子很大也很重，以我当时的体力无法移动，只能凭借灵活瘦小的身体钻到黑咕隆咚的床底下，然后伸手摸进去，一本本拿出来，挑选出自己喜欢的，其余的也像父亲一样很小心地依次放还。

我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恰逢“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中外文学名著都被打入冷宫，市面上清一色的“红宝书”，小说领域一部《艳阳天》独步天下。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幸好有父亲的这一箱书，弥补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精神空虚，使我从一个浑纯少年蜕变为文艺青年，养成了我对文学艺术的偏爱。

父亲年轻时爱好诗词，书箱里不泛这类图书，有徐志摩的《志摩诗集》、冰心的《寄小读者》等现代诗歌作品，也有许多古代诗词选本，我最爱的是《李璟李煜词》，经常拿出来翻看，虽然当时古汉语底子很差，许多词语一知半解，但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南唐后主用优美的文笔所营造出来的凄凉情感，对其中许多千古不朽的名句更是百读不厌，还经常被应用到作文里。

记得一次在与我所崇拜的中学美术老师胡纪行先生闲聊时，说起了父亲藏有一套10册线装《白香山集》。傍晚胡纪行先生便登门来访，胡纪行老师知识渊博，与父亲谈得很投机，当说到白居易的《白香山集》时，便问父亲能否借阅，父亲当然慷慨奉上。过了一段时间，胡纪行先生来还书，同时送上了一本他自己精心书写的书法册页。胡纪行先生是传统的老派文人，精中国书画，有君子之风，崇礼尚往来。胡纪行先生的书法在当地有点名望，册页用了隶、篆、行、草多种书体写就，每一页都是精品。父亲非常喜欢，叫我好好向胡老师学习，这本册页曾一度成为我练习书法的摹本。

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盛行，父亲的书箱里自然少不了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普通一兵》、《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小说里的所描写的反法西斯英雄以及紧张而激烈的战争场面，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对战斗英雄充满了难以忘怀的崇敬。这批小说书的扉页上都有一个字迹娟秀的签名“仪芳”，这是父亲在抗美援朝时，通过书信往来结识的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女朋友。父亲保存着他们之间的大部分来信，父亲去世后，我整理过这批信件，共有79封，第一封是1953年1月从武昌实验中学寄到朝鲜战场，最后一封是1958年6月从北京大学寄到浙江嘉善，那时父亲已经复员在家。父亲收到的每封信都写得密密麻麻好几页，洋洋洒洒数千字，娓娓道来。这位女大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内容涉及到读书、生活、思想、情感等方方面面。不知是什么缘故，这一场长达六年之久的“书信恋爱”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除了书信往来，这位女大学生知道父亲喜欢看书，经常寄书给父亲。父亲的那一箱书里有很多书上都有“仪芳”或“吴仪芳”的签名，特别是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可能是因为父亲是解放军战士，在她心目中父亲应该是喜欢这类图书的。能这样投其所好，可见父亲在这位少女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父亲的那一箱书现在仍静悄悄地躺在床下，一切如旧，只是纸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慢慢变黄变脆，但书里隐藏的故事则永不衰老。虽然父亲离开亲人和他心爱的书已六年了，但在我心里只要那箱书在，父亲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