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亲打电话，话家常，总忍不住抱怨，家里柜子太少，没地方放东西。

母亲虽是老派人，但总是一针见血：“有些东西不用就丢了，好腾空间给需要的东西。”

我嘟嚷道，“换你，舍得丢？那都是我花真金白银买来的，比起你那跟走跟关电省下的要贵得，多得多了。”

“又剁手了，又买各种不实用的东西了？那照你的思路，不是东西多了，而只是柜子不够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得买多少的柜子，才能装得下啊？你呀，就是太贪心，从小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个性。”母亲的语音开始高八度了，“人呢，不能太贪心，睡不过三尺，吃不过一日三餐。贪心了，就给自己找麻烦，找罪受。东西买多了，没地方放，各种纠结。要我说，不实用的东西就是要丢掉，再大的价值，也要丢掉。一是不影响该放东西的空间，二是要你记住那种心疼的感觉。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乱买东西不？现在这社会什么都好，就是诱惑多了，让人守不住了。哪像你们小时候，那时多好，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简简单单的，吃饱饭就是快乐的。”

听着这话，我想起了不知道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无知与单纯是快乐的源泉。那个年代，经济匮乏，人们节衣缩食，却是快乐得多。食物是简单的，语言是朴素的，人心也是知足的。养孩子就跟养猪一样简单，大人们也从来不搜肠刮肚地讲各种大道理教育人。那些看似朴实的言行，听起来更像是笑话，却非常有杀伤力，总有几个能“雷”你一生。

我从小是个挑食的孩子，所以也长得瘦弱。有一次，我又嫌菜不好吃，咬着筷子不吃饭，还谎称吃不下。话音还没落，父亲就把我的饭碗放在了地上，马上就有一只小鸡过来，抢占了我的饭碗，仿佛它是一直虎视眈眈地等着似的。我哭笑不得，父亲却笑着说：“你不需要，小鸡很需要。你不想吃，就给它吃，还不浪费粮食，多好！”母亲在一旁也笑出了眼泪。

这倒还真是治住了我的挑食毛病。以后再不敢说不想吃，生怕立马会有小鸡抢了我的饭碗似的。

父母崇尚节俭，吃穿用度都要度入量出，哪怕是十分细小的事上，也分毫不差。

比如，天不黑，绝不开灯；离开哪，肯定关哪的灯，然后一路摸黑，直到下一处的灯亮起。我和哥哥颇有些微词，但立马会被镇压，最经典的话就是：“吃饭，难道会吃到鼻子里的！”笑点一向很低的我，总是忍不住一阵爆笑。

再比如，我们的过年衣服绝对是第一年唱戏，第二、三年才到最合身穿着的状态。母亲的解释是，小孩子长身高快，太合身了，很容易穿不下。做大一点，可以多穿几年。有一年，我穿着甩着水袖的过年衣服去外婆家拜年，母亲因此就被外婆怒骂一顿：“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做成她出嫁时穿的衣服样，那就省去了十几年的衣料。再不然，直接拿我的衣服给她穿得了，那就省好几十年了！好好一个小囡，被你打扮成老巫婆样。”我和哥哥看着母亲挨训的样子，乐得一边甩着袖子，一边跳。滑稽得像两个小丑，把一屋子的人都逗乐了。外婆和母亲之间的硝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记忆中，父亲、母亲因为节约的事，还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笑话，比如新出的茶，舍不得喝，藏到下一年拿出来招待客人，还说是新茶。过年的肉菜，一定要放到快要坏了，才吃，还说这就是过年的味道……各种抠和《欧也妮·葛朗台》有得一拼。

但却也有一些充满泪点的例外。

哥哥初中时，家里日子举步维艰。他正好也不想读书了，开始逃课，还美其名曰想为家里省钱。结果被父亲暴打一顿直接推出门，母亲紧跟着，把两样东西递到了门外。一边是一个篮子，里面有一双筷子和一只空碗，另一边是一个书包和书包上的两元钱。她说，让哥哥选一样。

哥哥乖乖拿着书包和学费上学去了。我坐在门槛上，拿着篮子里的筷子，敲打着空碗，恍惚中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惹来母亲一记重重地糖炒栗子。我痛得哇哇大哭，父亲却哈哈大笑地，帮我擦着眼泪，“傻闺女，什么不好学，学这个！”这让我立马有了不读书就要做叫花子，而做叫花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耻的事。

年事己高的奶奶生病了，可父母却坚持要给她看病。母亲拿着她陪嫁的首饰去卖。想卖个好价钱，换一点医药费，结果却被告知首饰只是镀金的，洋相百出。父亲却说，就冲母亲这个行动，这些首饰价值千金。那种无怨无悔地相濡以沫之情，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也让我在面对家庭困难时，多了很多的宽容和担当。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歌词，像是那个年代泛着黄色的老照片，清新隽永，却直击人心。就像父亲、母亲留给我的那些笑话，简单明了，却能让我马上回归初心。我要典藏一辈子，因为它值得我笑一辈子。